准备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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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atio of reserve requirement/Required deposit reserve ratio)
当代各国都由中央银行颁布法定准备率,其标准不一。有的国家只颁布一个准备率,即所有金融机构无论其吸收存款数额大小,都按统一的标准缴纳存款准备金;有的国家则对不同性质的金融机构实施不同的法定准备率,如商业银行与信托投资公司、信用合作社等分别实行不同的法定准备率;也有的国家按存款规模的不同实施不同的法定准备率,存款规模越大,则法定准备率越高。
在存款准备金制度下,金融机构不能将其吸收的存款全部用于发放贷款,必须保留一定的资金即存款准备金,以备客户提款的需要,因此存款准备金制度有利于保证金融机构对客户的正常支付。随着金融制度的发展,存款准备金逐步演变为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当中央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时,金融机构可用于贷款的资金增加,社会的贷款总量和货币供应量也相应增加;反之,社会的贷款总量和货币供应量将相应减少。
央行决定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对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旨在防止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也进一步凸显,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不减。而投资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货币信贷增长过快。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相应地减缓货币信贷增长,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作用在实行中央银行制国家,法定准备率往往被视作中央银行重要的货币政策手段之一。中央银行调整法定准备率对金融机构以及社会信用总量的影响较大。从直观上看,中央银行规定的法定准备率越高,商业银行等上缴的存款准备金就越多,其可运用的资金就越少,从而导致社会信贷总量减少;反之,如果中央银行规定的法定准备率低,商业银行等上缴的存款准备金就少,其可运用的资金来源就多,从而导致社会信贷量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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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法定准备率与派生存款的关系为:
式中D为派生存款;E为原始存款;r为法定准备率;1/r为存款货币的扩张乘数,它与法定准备率呈反比变化法定准备率越低,存款货币扩张乘数越大;反之,则越小。
副作用虽然法定准备率的调整对社会货币供应总量有较大的影响,但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往往把重点放在再贴现率的调整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上。因为调整法定准备率虽然能带来在调整货币供应总量政策上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它给社会带来的副作用也是很明显的。法定准备率的微小变动也会引起社会货币供应总量的急剧变动,迫使商业银行急剧调整自己的信贷规模,从而给社会经济带来激烈的振荡。尤其是当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准备率时,导致社会信贷规模骤减,使很多生产没有后继资金投入,无法形成生产能力而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各国中央银行在调整法定准备率时往往比较谨慎。
有专家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其负面作用要大于正面作用,因为它主要挤压的是中小企业贷款,不利于解决就业、收入分配、启动内需。相比较而言,提高利率则更有利,可以减少投资和消费,使得通胀压力缓解,也能减少资产泡沫,逐步让储蓄利率为正,否则就等于政府直接把资金赶到股市、房市[1]。
调整在存款准备金制度下,金融机构不能将其吸收的存款全部用于发放贷款,必须保留一定的资金即存款准备金,以备客户提款的需要,因此存款准备金制度有利于保证金融机构对客户的正常支付。随着金融制度的发展,存款准备金逐步演变为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当中央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时,金融机构可用于贷款的资金增加,社会的贷款总量和货币供应量也相应增加;反之,社会的贷款总量和货币供应量将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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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中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是在1984年建立起来的,近二十年来,存款准备金率经历了六次调整。1998年以来,随着货币政策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化,中国存款准备金制度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进行调整。自1998年以来中国存款准备金率进行过两次大的调整,一次是1998年3月将存款准备金率由13%下调到8%,一次是1999年11月存款准备金率由8%下调到6%。最近的一次是从2004年4月25日起,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即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7%提高到7.5%.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将是使银行的信贷膨胀遭到遏制,不良贷款反弹压力也将持续存在,银行业绩增长令人担忧。这些担忧反映到股票市场上,可能意味着下半年银行股将难以走强。而如果银行能够成功实现向零售银行业务的转变,大幅提高中间业务收入,降低对利息收入的依赖,那么该类银行无疑将受到投资者追捧。
相关事例在普遍预计2008年5月份CPI“比较乐观”的情况下,央行出其不意地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促使央行出重拳。一是央行不愿补贴全世界的行为长期持续下去。二是越南的金融危机让管理层看到了前车之鉴。
6月7日晚间,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分别于2008年6月15日和25日按0.5个百分点缴款。此举意味着,经过年内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6月底存款准备金率将高达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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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数据上看,央行回收流动性的态度十分坚决。年初金融机构存款规模大致在40万亿元,执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3.5%,对应的存款准备金缴存规模为5.4万亿元。至6月底,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17.5%,金融机构存款规模预计为44万亿元,缴存的存款准备金将增至7.7万亿元。仅半年的时间,金融机构需多缴存2.3万亿元的存款准备金。
毋庸置疑,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初衷之一还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4月份数据显示,M2同比增速出现反弹,由3月底的16.29%增长至16.94%,PPI则继续上扬,由3月底的8.0%攀升至8.1%,CPI持续高位运行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央行采取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继续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自然也无可厚非。
至于在CPI数据公布前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很明显不单为抑制通货膨胀而来。首先,从宣布的时间来看,按惯例为避免对股市造成冲击,一般会选择周五收盘之后。而此次上调则选择非工作日的端午节前夕,距CPI数据公布已不足一周时间,似乎没有太大的必要。其次,从上调幅度来看,明显超出市场对CPI的预期。市场普遍认为5月份CPI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主要是基于对农产品(15.18,-1.48,-8.88%,吧)及食品价格下跌的判断。中金公司甚至认为,CPI会降至7.7%—8.1%区间。
4月份M2增速反弹为央行按季度控制商业银行贷款投放,出现的翘首效应,料5月份会随贷款投放趋缓出现回落。PPI虽然处于高位,但其对CPI的传导有一个时间过程,且在钢材、煤炭大幅涨价后,近期煤炭价格开始回落,PPI的趋势性下跌值得期待。基于上述认识,5月份的CPI应该比较乐观,央行在公布数据后例行上调0.5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似乎已经足够了。因此,央行的破例之举,难免会为市场留下猜测空间。
至少还有两方面的原因,才促使央行此次重拳出击。其一,央行不愿补贴全世界的行为长期持续下去。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的是低要素价格,劳动力成本低,资源价格更低。表现为长期存在的低成品油价格,煤电倒挂等。后果是什么呢?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具有成本优势,大量出口,但背后却是政府在大量补贴资源性行业。比如,一季度中石化就获得国家财政补贴76亿元。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在要素价格扭曲的体制下,在补贴全世界的富人。要彻底解决上述问题,怎么办呢?只能是把成品油价格放开,让供求关系来决定价格。在目前CPI持续高企的情况下,显然不具备实施条件,只能等CPI形成趋势性回落后,一系列价格改革才能放手去做,不至于对CPI形成新的压力。
其二,越南的金融危机让管理层看到了前车之鉴。作为新兴市场国家,越南正陷入金融危机的泥潭。国际贸易持续逆差,外资出逃,5月份CPI更是高达25.2%,半年时间股市大跌58%,且还在继续。种种迹象表明,越南宏观经济的蝴蝶效应正在向周边国家蔓延,而中国很可能就会首当其冲。比较可能的情况就是大量出逃的国际资本,为套利而涌入中国,在FDI和国际贸易的外衣下,疯狂炒作资产价格,迫使人民币快速升值,进而全身而退,威胁中国金融安全。在上述背景下,央行采取更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从源头上抑制投资需求,为的就是未雨绸缪。
因此,央行继续采用数量型调控工具,大幅度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可谓用心良苦。从政策传递的信息看,近期加息的可能性不大,银行信贷投放可能会进一步放缓,贷款额度也将出现剩余,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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