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_全球经济走势与中国应对之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在日前发布的《世界经济黄皮书》中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确定性和应对政策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再加上疫情前便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各主要经济体未来政策调整的方向与力度，共同构成了影响2022年世界经济走势的基本因素。2022年，在全球疫情持续的基础上，地缘政治冲突进一步加剧，对全球整体经济活动将产生长期影响。在复杂而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应如何应对？对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廖群博士。他表示，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决定了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应稳中有进，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应灵活宽松。

2022年全球经济走势的三种可能性

《金融时报》记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2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4％，较去年10月发布的预测值下调0.5个百分点，您认为2022年全球经济将会持续复苏还是增长低于预期？

廖群：IMF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最新预测低于去年10月，是在预料之中。去年10月，虽然上半年经济强劲复苏的势头已经减弱，但市场没有料到此后新冠肺炎疫情会恶化，所以对经济复苏力度仍保有较强的信心。但实际情况是，去年末，奥密克戎病毒迅速扩散，导致各国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屡创新高，对经济造成了比预期更大的影响。因此，各个经济预测机构都下调了2022年全球经济的增长预测，IMF是其中之一。

过去两年来，新冠肺炎疫情演变是全球及各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全球及各国经济2020年均受到重创，2021年又都出现了自低点的V型反弹。2021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5.9％，高于疫情前的水平，但这是在去年收缩3.5％的基础上实现的，并不意味着经济真正增长势头超过或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所以经济增势究竟如何，要看2020年和2021年的两年平均增速。而全球经济两年平均增速为1.1％，低于疫情前或潜在增速，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

当前，全球及各国经济都还处于疫情重创后复苏的阶段，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还远未实现复苏。从这个角度讲，2022年应该是持续复苏的一年。但复苏步伐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疫情如何演绎仍是关键。不幸的是，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迅速扩散，经济复苏步伐受阻，疫情和防疫策略如何发展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是疫情本身还有新变异病毒出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很多发达国家正在实验的“群体免疫”策略能否成功。从目前情况来看有三种可能性，一是出现更加恶性的新变异病毒或“群体免疫”实验失败；二是不出现更加恶性的新变异病毒，“群体免疫”实验持续但进展缓慢；三是不出现更加恶性的新变异病毒且“群体免疫”实验很快成功。

如果是第一种可能性，则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将大大放缓，甚至重新陷入衰退；第二种可能性下，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但从2020年、2021年和2022年三年的平均增速看，仍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若第三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则经济复苏步伐大幅加快，三年平均增速向潜在增速靠拢。至于哪种可能性大，目前看来是第二种相对更大些，第一种偏悲观，第三种偏乐观。第二种可能性下，预计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为4％左右，较IMF的预测稍低，但仍表明持续复苏的态势；2020年、2021年和2022年三年的平均增速则为1.9％，明显低于疫情前，说明仍未恢复潜在增速。

各国疫情防控策略将有所调整

《金融时报》记者：从历史上看，重大疫情持续两年左右病毒便开始下降。因此，有观点认为，随着防范手段进步和防范策略不断成熟，疫情将逐步受到控制。那么，2022年的疫情是否不再是经济复苏的掣肘？

廖群：的确，历史上重大疫情大多持续两年左右便受控，即便是约100年前首发于欧洲的全球性“流感大流行”也于三年后大致结束。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与以前的疫情有所不同，虽然到目前为止感染与死亡人数仍低于“流感大流行”，但病毒的传染性尤其是其变异性更加严重和可怕。因此，随着防范手段进步和防范策略不断成熟，可以认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日益受控，但如前所述，疫情本身如何发展不确定性仍然很大，且更为重要的是，防疫策略到底怎样才能够持久有效并不明朗。

今后将是两种不同防疫策略的实施、比较与转换：一种是“零容忍”策略；另一种是“群体免疫”策略。截至目前，“零容忍”策略显然是成功有效的，所以我国疫情感染和死亡人数大大低于美国及大多数其他国家。但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正在实验“群体免疫”，如果成功，则新冠肺炎疫情将像普通流感一样对生命和经济的影响忽略不计；如果不成功，则这些国家将转向或回到“零容忍”策略上来。同时，“零容忍”策略也会视“群体免疫”策略的效果进行调整。

然而，这种不确定性是中期性的，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明朗。所以就今年而言，不会有一个明确结果。因此，今年采取“零容忍”策略的国家与地区将继续实施“零容忍”策略，同时密切观察他国“群体免疫”策略的实施效果；开始采取“群体免疫“策略的国家，如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将逐步开展“群体免疫”策略，同时密切观察他国“零容忍”策略的实施效果。

美国通胀水平将持续维持在高位

《金融时报》记者：2021年，美国通胀水平已超预期，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最大隐患。您认为今年通胀形势将如何演变？是否会形成市场普遍担心的“滞涨”格局？

廖群：去年，美国通胀率快速上升，突破了7％，这是多年来少见的。通胀超预期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多年来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的累积效应显现。通胀本质上是货币现象，美联储长期零利率和量化宽松使得市场货币泛滥，导致市场需求膨胀，推升价格。二是疫情下美国及其他国家商品供应链出现阻塞甚至断链，使得商品供应量难以跟上需求量增长，从而通胀率上升。三是美国发动贸易摩擦自食其果，加剧了美国国内商品的供需矛盾，进一步推高通胀。

为此，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得不从超级宽松转向收紧，从去年四季度开始缩小量化宽松规模，即减少购买债券数量，并计划今年加息。这有助于降低上述第一个因素导致的货币推动型通胀，但第二和第三个因素仍将存在。一方面，美国及全球疫情控制仍难有大的改善；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对华姿态及政策仍没有改变。所以，今年美国通胀率将比去年有所降低，但难以降至前几年的水平，仍将相对高企。

至于会不会形成“滞涨”格局，还要看经济增长情况。去年美国经济增长5.7％，是一个不错的数字，但是在2020年下降3.5％基础上实现的；若看前年和去年的两年平均增速，则仅有1％，说明还远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今年若疫情不显著恶化，美国经济增长应该也在4％左右的水平。因此，今年美国还不至于出现“滞涨”局面。但相对于经济增长，通胀水平会大大高于往年。至于明后年会怎样，要看美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走向及其对于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果政策收紧过快或力度过大，经济增长可能大幅放缓，则“滞涨”局面就有可能出现。

《金融时报》记者：在高通胀环境下，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是否会引发资产价格动荡，进而殃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廖群：随着美国货币政策收紧，除日本之外，大部分发达经济体也开始了政策正常化进程，即货币政策从超级宽松走向正常。但这一进程将会是漫长和反复的，且最终也难以走到真正正常的地步。目前在做并能做的只是降低超级宽松的力度，即减少量化宽松规模和摆脱零利率状态，但要把以前通过量化宽松释放出去的过剩货币收回来是不可能的，加息也会有限度，利率升至并维持在正常水平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经济基本面疲弱，经不起政策正常化的收缩性效应，而维持短期经济增长是发达国家政府的首要政策目标。

但即使如此，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收紧，尤其是加息，无疑将导致全球资金向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流动，从而引发全球资产价格动荡，而受全球资产价格动荡打击最大的必然是发展中国家。当年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利用超级宽松货币政策释放的资金低价购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资产，从而推高了这些资产价格，现在资金随着本国货币政策收紧撤出，便以高价卖出发展中国家资产，后者承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还迫使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采取加息等政策收紧措施以阻止资金大规模流出，从而阻碍这些国家经济复苏。因此，应高度警惕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外溢性。

全球供应链受阻状况将得到改善

《金融时报》记者：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物资、人员和资本流动造成负面影响，导致全球供应链受阻，表现为芯片短缺、能源供应不足、航运不畅、运费暴涨、食品中断、劳动力短缺等。您认为今年供应链问题是否存在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廖群：这取决于前面所说的新冠肺炎疫情与防疫策略如何演变， 即三种可能性哪种成为现实。如果是第一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即出现更加恶性的变异病毒或“群体免疫”实验失败，则上述供应链各种受阻现象将更加严重，其后果将减慢经济复苏步伐，进一步推升通胀，并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危机。尤其是如果“群体免疫”实验失败，即发现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人群最终还是会出现重症和死亡，那对人们的心理打击将是巨大的，很多防疫措施将不得不重新实施，供应链将进一步受阻，后果日益严重。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即不出现更加恶性的新变异病毒，“群体免疫”实验持续但进展缓慢，则供应链受阻状况将会有所改善。毕竟这一状况已受到各国重视，一些补救措施正逐步到位。但改善程度有限，只要疫情存在并且“群体免疫”未达成功的地步，各国人民心理防范仍将存在，政府各项防疫限制措施就难以大幅解除，则供应链受阻问题不会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如果是第三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即不出现更加恶性的新变异病毒，且“群体免疫”实验很快成功，那情况就更加乐观，供应链受阻状况将会得到很大改善。可以相信，在疫情威胁与防疫限制措施解除的形势下，各国将会把修复供应链作为首要任务之一，以促使经济尽快复苏，毕竟经济复苏对政府、企业和个人都至关重要。

由于第二种可能性成为现实的概率最高，所以预计今年全球供应链受阻状况将得到改善，但仍将在很大程度上存在。

地缘政治局势或致资产价格分化

《金融时报》记者：2022年，地缘政治局势对国际资产价格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廖群：从目前来看，今年地缘政治最大风险是刚刚开始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是世界政治与军事前三名的大国，其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将可能改变欧洲甚至及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版图，对全球政治、经济及国际资产价格的影响不可低估。

如果军事行动持续或不断扩大，将导致各种国际资产价格产生明显但不同方向的变化。首先，随着全球性避险情绪大幅上升，金价及其他贵金属价格必然上涨；其次，由于冲突发生在欧洲，俄罗斯卢布、乌克兰格里夫纳和欧元势必相对美元贬值，美元指数相应会上升；第三，鉴于俄罗斯是世界能源供应大国，美欧必将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进行打压，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将上扬；第四，在强烈避险情绪下，全球股市和债市价格将不可避免地下滑。

当然，如果军事行动较快结束，以上各种资产价格变化将会逐步复原，复原的程度与步伐取决于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成果和欧美对俄罗斯制裁措施的力度。军事行动现在刚刚开始，如何演变尚不明朗，须密切关注后续发展。

中国的应对措施

《金融时报》记者：您认为我国应该如何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的影响？

廖群：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继续恶化从而全球经济大幅放缓仍将是今后几年我国经济的一大外部风险，将削弱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前景。为此，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应做好充分准备，以保中高速增长为目标，在全球疫情严重恶化的形势下加大政策宽松的力度。今后20年到30年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冲刺时期，为此经济中高速增长是必然要求，这决定了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应稳中有进，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应灵活宽松。

同时，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加息等货币政策收紧措施必将导致全球资金回流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也会引起我国金融市场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此，我国也应有所防范，控制好资金流出我国的速度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并掌握好国内宏观政策的力度和节奏。

另外，世界地缘政治局势动荡也将对我国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为此，我国在加快“内循环”以夯实国内经济基本面的同时，应调整“外循环”结构以减轻对高地缘政治风险环节的依赖，加强其中低地缘政治敏感度环节的建设。也即对外开放要更有选择性和策略性，尽量避开地缘政治风险的热点地区，同时努力加强或构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部分欧洲国家的经贸关系。

本文源自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