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成世界经济逾18%的体量，中国经济如何续写增长

疫情暴发两年多来，中国人拒绝“躺平”，中国经济也展现出不竭活力与强大韧性。仔细打量中国经济的成绩单，是为了在巨大逆风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跃升。

企业研发经费增长15.5%、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5亿户、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突破10亿千瓦……去年，中国人均GDP 80976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超过世界人均 GDP 的 1.21 万美元。2021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快速增长至18%，而疫情前的2019年，这一数据是约16%，这意味着“巨人登高”，几乎每年攀上一个台阶。

与此同时，数字终端、智能装备、高精制造……“中国创造”的阳光越来越照进现实。科技部部长王志刚日前表示，中国创新指数在全球的最新排名上升至第12位，提高了22个位次。

在中国经济扛住压力、提质增效阶段，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工作的部署，体现出中国经济更重创新、更加绿色，更坚定迈向高质量发展。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聚焦数字经济、基础研究、企业创新和低碳减排等方面，为大国经济的发展寻找动力、绘制图谱。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北大博雅特聘教授余淼杰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今年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态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可能国际局部形势动荡会影响到全球经济增速，但也不至于过于悲观。5.5%左右的发展预期是比较稳健的，甚至实际能够达到6%及以上。

科技研发： 助力中国智造与贸易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向基础研发挖掘潜力，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相当程度上保障经济的行稳致远。从2012年到2021年，全国研发经费投入从1.02万亿元增长到2.79万亿元，占GDP比重从1.97%增长至2.44%。

8日上午，王志刚在“部长通道”上表示，科技政策扎实落地，是今年工作的重点，也是科技部工作的主线，将从几个维度来做。“我们要抓住一些重点工作，包括加强基础研究。我们把基础研究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王志刚举例说，同时，要优化创新生态，在创新环境上来抓落实。在政策、法律方面，要进一步优化，以科技人员为中心，围绕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为重点来推动落实。

作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科技创新也是全国两会上的高频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丁奎岭表示，高校须瞄准重大科学问题和国家战略需求。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要建设科技强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必须打牢基础研究这个根基。”丁奎岭呼吁要进一步加强与优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要从“有”“稳”“兴”三个方面进行改善。比如，“有”，即加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的科研。基础研究应瞄准重大科学问题和国家战略需求，将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作为高校科技工作的主线。同时，应综合利用政策、资源和评价等方式，整合力量，协同各类主体，打开学科边界，深化学科间跨界交叉，产出重大、前沿科学突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晓风认为，加强长期稳定支持，不仅可以提升科研经费使用效率，减少科学家用于申请项目的时间和精力，还可以减少重复性研究，避免出现关键难啃的硬骨头无人问津的局面。此外，对于参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人才，要分类管理、分类评估，不能“一刀切”。对于年龄的限制也应该根据学科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在数学、物理学科，年轻非常有优势，但在农业领域，经验很重要，年龄可以适当放开。此外，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对于年龄也应该有不同要求。

而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看来，在基础研究领域，如何营造一个让广大科技工作者安心、潜心、舒心搞研究的环境至关重要。

袁亚湘表示，当前，科技工作者还会被一些繁文缛节影响，在许多评估、评比上仍然要花费很多精力，急功近利、学风浮躁等现象依然存在；在学科建设方面，难以直接应用的纯基础研究往往很难得到真正重视；在评价体系方面，算“工分”、比经费、数论文等过于重视数量的做法，不区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不区分学科领域的现象，都依然存在；科研管理体制机制的科学性，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陈鸣波在3月5日下午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发言时也谈到了上海基础研究工作的建议。陈鸣波建议，中央进一步支持上海做实“基础研究特区”，尤其面向全球人才集聚实施特殊政策，充分发挥上海的战略优势，为国家大力引进海外一流领军人才，深化科研体制创新，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在更高层次做出更大贡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以中国量子信息科技发展为例称，在看不到实用价值的起步阶段，我国就前瞻性规划了广域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等长远目标，并有针对性地逐步汇聚人才、积累技术，如中科院组织院内相关优势力量开展协同攻关，从而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卫星量子通信，推动形成了我国目前在世界量子通信领域的领先优势。

潘建伟表示，要想在高科技领域取得领先地位，根源上需要重视基础研究。他认为，部分企业长期抱有技术“能买就买”的心态，片面追求尽快获利，自主研发的动力和能力不足，这使得我国整个创新体系的上中下游存在一些缺陷，关键领域的创新能力受限。

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呼吁，进一步提升中国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鼓励头部企业持续强化基础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等。

其中，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拟提交的书面建议之一，就涉及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他看来，当下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正处于系统化、全方位融合的关键时期——随着技术革新，人机交互界面正在迭代，孕育着新一代互联网的发展机会；传统产业被数字化带动激活，涌现出大量新型平台和业态等等。

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力量中，中小企业是主力军，也是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

以蓬勃发展的跨境电商为例，未来跨境电商产业会是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协同与融合，将进一步以数字化赋能跨境贸易新形态，推动跨境电商生态持续繁荣，成为扩大对外贸易的新引擎。

绿色减碳： 从“弯道超车”到“换道超车”

2022年预算报告提出，中央财政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安排300亿元、增加25亿元；水污染防治资金安排237亿元、增加20亿元；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专项资金安排170亿元、增幅达42.9%；研究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完善清洁能源支持政策……

多位代表委员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中国在科技领域要实现“换道超车”。

作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领域，多位来自能源行业的代表、委员也提出尽快制定完善国家氢能源发展规划，鼓励基础研究，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产业转化。

全国人大代表丁光宏建议上海加紧布局海洋制氢新赛道。他表示，海洋制氢已成为各国竞相布局的“新赛道”，一方面，制成的氢气可运至陆地，助力沿岸工业发展；另一方面，海上制氢场也能变身“移动加氢站”。以氢气为动力源的远洋货轮，途经时能就地加氢，不必再折返沿海港口。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所长汪鹏飞建议发展液氢储运技术及关键装备，并建议整合大规模氢制备、液化、运输等产业技术链，形成我国特色的氢能综合利用产业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李灿提出了绿色甲醇制氢方案，建议利用间歇的光伏和风电，规模化转化由煤化工等基础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制取液态阳光甲醇，实现“一箭三雕”的目标，将快速发展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转化为可储存运输的甲醇，以缓解我国液体燃料短缺的能源安全问题。

针对我国氢能技术的发展路径，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上海低碳技术创新功能型平台负责人孙予罕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在新能源技术的材料方面仍然依赖国外，在碳捕获和碳封存方面的创新能力也与国外有一些差距，但我们可以通过碳中和来实现‘换道超车’，前提是基础研究要加强，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原创。加强投入基础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创新，另一方面是人才培养。”

孙予罕表示，绿色甲醇也被称为“液态阳光”。“这不仅仅是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好题目，而且中国在绿色甲醇方面的技术是引领全球的。”他表示，我们可以利用煤电和可再生能源耦合实现低碳煤电，其中绿电来制备氢气，当然这一项目的商业化进程仍然取决于氢气以及可再生能源的价格。

“我们也在研究未来氢能项目如何能够与‘人造太阳’核能相结合，这些议题都在探索中，希望能够贡献上海方案。”孙予罕告诉第一财经。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新能源汽车”时隔一年后再次现身——在此前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新能源汽车和与之相对应的清洁能源汽车连续多次被提及。然而，在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新能源汽车首次“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与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停车场、充电桩、换电站、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内容。

对于充电基础设施，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对第一财经表示，当前我国公共充电桩中快充占比仅为四成，且快充功率普遍较低，较难满足广大用户的充电需求，难以适应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为了缓解这些困难，进一步提升充电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持续增强我国新能源汽车国际竞争力，推进大功率快充的发展将成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重要发展方向。

余淼杰告诉第一次财经，在拉动直接投资之外，“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还将发挥乘数效应，对内需产生带动作用。以充电桩为例，既可以算作投资，也是为了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

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3月9日对媒体称，将持续扩大清洁能源供给，加强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优化组合，加快构建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乐山太阳能研究院院长姜希猛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风光、煤电、特高压等关键要素以外，构建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还应鼓励其他多种形式的可再生能源在国民生活及产业的应用。”他举例称，可以通过推进绿色产业和绿色交通发展、开展行业的节能减排工作、建立各层级能源管理平台，以及提出全民绿色出行方案并发起行动倡议等，加快构建并完善这一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