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在重塑金融中的角色定位

1模范投资者

21世纪第一个十年，赫伦基金会（F. B. Heron Foundation）开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将基金会捐赠进行影响力投资的模式。这个模式中，基金会寻找那些与传统资产类别的市场回报基准类似，但比同行提供更多社会价值的投资。例如，针对中低收入地区进行固定收入投资，同时提供商业回报。

这个模式的目标是说服其他投资者，这些选择非常谨慎，影响力和（财务）回报之间不存在不可避免的折衷。基金会参与这些投资也是为其社会价值“背书”（signal social value），产生光环效应，进而吸引那些相信基金会更适合评估社会影响力的其他类型的投资者。通过其一贯成功的表现记录，先锋投资者向同行和其他影响力投资者敞开大门，并创造资产管理者开发新影响力投资产品的需求。

这个模式面临着一个挑战，它强化了传统的投资基准，使社会目标服从于财务需求。基金会可以通过采用打破传统基准的投资组合成功衡量标准而成为模板，这也正是苍鹭基金会（Heron Foundation）目前的发展方向。

2催化资本投资者

催化资本作为基金会的工具，用来吸引传统投资者参与其通常会避免的交易。基金会可能接受较低的回报率，放低它们的姿态，延长它们的时间跨度，承担另类风险，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传统投资者不会也不能做的事情。从某个角度讲，这种方式比充当模范投资者要容易一些，因为催化资本可以来自于赠款方，因此不会挑战通常制约着捐赠管理的财务惯例。

涉及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基金会提供项目相关的投资，将部分回报贴给租金补贴。这种财务上的妥协通过填补商业投资者的期望回报与项目的资金需求之间差距来吸引商业投资。

催化资本交易需要大量的技能和创造力。因为其需满足多方投资者各种各样社会及财务上的复杂需求，房地产开发商将其称之为能带来“脑损伤”的交易。这些交易非常困难，因为无论是投资者需要的财务回报，还是催化资本收到的社会回报，都不总是很明确。

3中间开发者

基金会可以在支持那些认识到或推出急需的影响力投资产品，或找到现存机会的组织上发挥重要作用。

这种支持的形式可以是捐赠或者直接付款给资产管理者用于产品开发，从而形成专注于社区发展、境外中小型企业、清洁能源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影响力投资基金。一旦投资产品的中间开发者获得了“牵引力”（traction），它们可能会脱离捐赠的循环，发展成为一个能够自负盈亏的、商业上可行的影响力投资资本渠道。但是，在实践中，许多项目，尤其是那些针对边缘化社区的工作，都需要持续的捐赠支持来继续它们的工作。

投资顾问向投资委员会推荐投资产品，被视为是连接投资者和产品的守门人。在这些已有以及新的投资顾问的能力建设中，基金会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顾问常用的包括回报、业绩和行业背景等在内的一些金融惯例（因素）与许多影响力投资产品的相对新颖性和特异性之间一直存在着张力，积累这些中间人使得影响力投资成为可能。

发展中介机构，以非常规的投资主张、回报概况和治理结构支持投资基金。通过这种方式，基金会尝试去挑战金融惯例。亦或者，它们支持以地方为本的战略，将社区的控制权置于投资者的需求之上。这些中间机构的规模往往较小，并且通常不打算吸引商业资本。

4数据提供者和标准制定者

当开始推广影响力投资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强调对社会影响力衡量标准的建立。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了两个工具：用以生成社会效益可比数据的“影响力报告投资标准”（Impact Reporting Investment Standards，IRIS），以及帮助投资者比较基金投资组合社会影响力的“全球社会影响力投资评级体系”（Global Impact Investment Ratings System，GIIRS）。这些举措源于像扶贫协商小组（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CGAP）这样的由慈善支持的组织所做的工作提供了小额信贷方面的研究和先进的数据披露。

最近，由捐赠资助的影响力管理项目（Impact Management Project，IMP）试图建立起一个影响力测量和管理标准方面的广泛共识。很多传统的和以使命为导向的投资者参与了这项工作。基金会也向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ustainable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SASB）提供了大量的资助。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试图通过建立对重要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数据（ESG）的披露标准来改善信息环境，机构投资者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投资决定的。

为了能够让投资专业人员易于操作，社会效益指标和披露标准通常被设计成财务数据那样的形式，并与财务数据一起使用。组织们甚至通过命名以期拉近利润世界和意义世界的距离。例如，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在命名上有意地让人联想起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Board，SASB），而这是为了实现两个目的：一是坚持认为传统金融需要考虑ESG数据，二是传达ESG信息对传统投资者来说与财务指标一样真实可信的理念。

然而，把ESG数据完美地披露好，整理好并不代表它们一定会被有效地使用。正如桥梁基金管理（Bridges Fund Management）合伙人、哈佛商学院高级讲师、影响力管理项目积极参与者布莱恩· 特雷斯塔德（Brian Trelstad）写给我的那样：“迄今为止，这些标准下产生的实际影响力数据只是一股涓涓细流，被资本市场大大地忽视了。”

05 网络建设者

基金会为在行业中传播影响力投资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责任投资原则组织践行者网络（PRI Makers Network）成立于2005年，其目的是为了加速基金会对项目相关投资（program-related investments）的使用。几年后，该网络与旨在促进将捐赠应用于影响力的名为 “为了使命”（ More for Mission）的另一个网络合并成为使命投资者交易所（Mission Investors Exchange）。基金会支持该主题的投资者网络的建设。为了召集那些自我认知为影响力投资者的资产所有者、资产管理者和服务提供者，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项目中发展出了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其他类似的组织还有合流慈善（Confluence Philanthropy）、Toniic、ImPact和Pymwymic。在基金会捐赠和会员费的帮助下，中介机构的专业协会也得到了发展，例如针对社区投资的机会金融网络（Opportunity Finance Network）和针对新型市场中的小型、成长型企业的阿斯彭企业家发展网络（Aspen Network of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s）。除了会费外，这些中介机构的专业协会还得到基金会的资助，促进其组织和宣传工作的发展。

这些网络能将影响力投资领域打造成一个具有黏合度的社群，有助于规范和标准的建立。在这些网络组织的会议上，投资者们挑战自己和他人以改变他们的行为，相互确保他们有能力管理不同方式投资带来的风险。对一些人来说，这些网络提供了慰藉，告诉他们影响力投资领域并没有太大的风险。而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些网络鼓励他们冒险，打破常规。

6思想领袖

基金会支持各种出版物、组织、人员、研究、项目，推动与影响力投资相关的讨论，形成对影响力投资领域的叙事，例如学术界、研究中心和行业协会的论文，各种会议和其他活动，以及支持宣扬影响力投资的发言人。

这种人员和思想的流动和其带来的营销机会有助于界定影响力投资这个领域，并产出新入行者所阅读的论文以及从大会、研讨会上听来的投资基金和战略。研究及其传播可以回答如下定义了这个领域的问题：影响力投资正在吸引多少资金？针对哪些问题？投资组合是如何设计的？影响力投资如何与投资者的信托责任相一致？

通过将像种族正义、气候韧性等这样的项目关注点融入与投资顾问、资产管理者的交流合作中，基金会可以塑造投资环境，建立投资流程。同样地，慈善与金融之间的张力使得这些互动变得复杂。基金会可能会质疑商业案例，并试图证明他们所关心的议题会给长期回报带来负面影响，或者试图让财务需求从属于项目目标，而不是将影响力投资扭曲成为对利润的追求。

基金会支持的研究偶尔也会对金融本身进行批判。例如，影响力投资领域应该如何系统地改善以更好地服务社会？金融化的危险之处是什么？尽管这些问题并不是影响力投资会议上的主要议题，其答案依然渗透到了影响力投资的对话中。

摘取自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文章《财务回报与社会价值存在张力？基金会应推动“影响力投资”重塑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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